近5年来，蒋建科采写的内参得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的就有3个，30多个重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建科：这得益于大学的系统训练。我把自己所学的农业调查和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在新闻调查领域，大学期间就写出了22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2篇被陕西省人民政府选为内参，得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批示和重视，从此体会到内参的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跨进《人民日报》大门后，蒋建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把内参放到与采、写、编、评同等重要的位置，主动选题采写。1988年，河北某地发生了一种检疫性害虫，他立即采写了一个内参，引起农业部高度重视，农业部紧急采取防治措施，对剿灭这种害虫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过去曾提倡“报参互动”的传播模式，但在今天似乎有所淡化。

　　蒋建科：我不这么看。内参很重要，是中国特色的媒体传播方式，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是一种有效的、非公开的传播途径。在各种媒体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内参是党报新的增长点。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所以在每一次采访过程中，我都仔细分析，看这些新闻是否有内参价值。每一个获得领导批示的内参都是长期跟踪、深入调查研究后写成的，这对于提高记者的理论政策素养很有帮助。

　　多年来，蒋建科一直坚持农业生产实践、农业新闻采访与农业问题研究的紧密结合，穿过一个个新闻表象，他将思考的目光投入到更深层的本质。2003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农业新闻学》专著，率先提出了农业新闻学的概念。

　　蒋建科：其实，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905年就开设农业新闻学课程，200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媒体传播系并正式招生。农业新闻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对它的认识与重视还远远不够。在《农业新闻学》里，我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证“新闻有学”，这一观点与之前梁衡所说的“新闻的学术性散落在每个角落里”不谋而合。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总结了农业科技新闻的十大特征。

　　蒋建科：农业科技新闻如同农业科学一样，也是有一定规律和特征的。大致归纳为：科学性、季节性、区域性、可推广性、新闻性、持久性、可预见性、政策性以及时效性弱、反馈率高。

　　记者：作为农业科技新闻的传播者，理应具备哪些素养？

　　蒋建科：记者是多功能的职业，采写链条要拉长，竞争力强了，自然高人一筹。农业记者需要着力培养以下8大能力——政策理解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预测能力、演讲能力、外语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具备了这些能力，才能在传播他人的观点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探索农业新闻规律的同时，蒋建科还在一直思索农业究竟是什么，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了赢得一点对农业的发言权，他一直在用记者的视角去观察、去采访，用专家的头脑去思考、去研究，用农民的生产方式去实践、去体验。

　　蒋建科：在得到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2007年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专著《论农业本质》。书中从揭示农业的本质入手，重新划分出农业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了全能农业、第二次农业文明、碳素论等概念和新理论，并以自己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对策。这本书受到了我国农业科学界的关注，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给我颁发“杰出记者奖”，这本书也起了一定作用。

　　站在新闻和农业科学前沿、善于思考的蒋建科，申报了多项与农业和新闻相关的部省级科研课题，目前他已经主持部省级科研课题5项、参与部省级科研课题4项，对丰富农业新闻理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记者：据我所知，您策划主持的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执行和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研究》，形成了8万字的报告，被农业部以决策参考的形式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您又组织出版了专著《媒体传播与新农村建设》，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培训教材使用。您现在已经从记者成长为真正的专家。

　　蒋建科：如何成为一名专家型记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我的经验是——要把新闻学和自己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不要把采访和学习对立起来，采访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每一次新闻采访都当做一次课题来完成，所以总会有发现和创新。

五、成功是慢慢修炼出来的

　　2007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在中国举办年会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将“杰出记者奖”颁发给了来自中国的人民日报社记者蒋建科。当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主席凯瑟琳手中接过这一奖项时，蒋建科动情地说：“当记者21年，经常来人民大会堂采访报道他人获奖的新闻。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这样一个国际新闻奖。我想，这个荣誉首先应该属于我所服务的媒体——人民日报社，其次这也是所有中国记者的荣誉。”

　　记者：这是建国后中国记者首次获得这个国际新闻大奖，它的意义在哪里？

　　蒋建科：长期以来，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新闻价值观的不同，使中国记者少有机会拿国际新闻大奖。这次中国记者获奖了，至少是一个突破，说明在消除贫困这一人类共同目标的主题下，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达成一个价值准则，对记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贡献进行客观地评定。

　　记者：您认为自己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这个大奖？

　　蒋建科：当时得了这个奖后，有的朋友问我，是哪篇稿子获奖了？其实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杰出记者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一的作品奖，它考量的是记者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对记者职业行为、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估。正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所说，把中国科技传播到广大的农民手中，可以使他们减少贫困，记者在此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要感谢《人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一直督促和激励我不断地采访报道农业科技新闻，正巧与国际农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