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几年前，当蒋建科在农业新闻学研究以及推广科技为农民增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备受认可时，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民日报》农业记者，就已引起了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注意。2005年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先后邀请他出国采访了国际水稻所、世界渔业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2006年4月，该组织在中国首次举办农业科技媒体培训班，蒋建科又被聘请为主讲教授。

　　记者：当时您主讲了《新闻传播：用科学改善农民生活》，受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以及学员的高度评价，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记者水平这么高。

　　蒋建科：我主要阐述了农业科技新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新成果层出不穷，产生了无形的科技成果市场；另一方面，农民的科技意识有了提高，也形成巨大的需求市场。两个市场，新闻传播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实现两个市场的对接，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会有实实在在的作用。通过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可让全社会了解农业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赢得政府和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个有着20年新闻实践的专家型记者，您对新闻传播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定有更深的理解。

　　蒋建科：从宏观上说，新闻传播还能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不少农民依靠农业科技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走上了致富路。在当地不但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致富。

　　记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体现了记者的价值追求？

　　蒋建科：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农业记者的使命与责任。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爷爷和我的父母至今仍在家乡杨凌种着3亩责任田，如何能把他们从传统的农耕方式中解放出来，如何能让全国的农民朋友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好的收入，是我30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现在得奖已成过去，我会以归零的心态，一如既往地关注“三农”，关注民生，为农民朋友提供致富信息。

　　记者：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的兼职教授，您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中国农业新闻后备力量的任务。

　　蒋建科：我开设了《农业新闻》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3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培训通讯员3000多人次。我教给他们新闻原理和采写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一些人生经验：首先从大处着手，树立自己的目标，不要被小的问题所困扰。再就是善于利用交叉优势找准结合点，就像我从事的农业新闻一样，它的长处就是把农业和新闻学有机地结合从而获得了成功。第三是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第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锻炼。

　　记者：从一个农大学生到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成功靠的是什么？

　　蒋建科：成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就像有机农产品，一是生长周期长，二是无污染，尽管过程漫长，投入多，但品质好、营养价值高。记者也如此，大投入才有大作为，不能急功近利。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好在勤能补拙，讲究方法。况且，经常采访科学家，整天浸泡在智慧的海洋里，时间长了，也让自己变成有智慧的人。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学聪明人，少走弯路，加快进步。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蒋建科：“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这个称号我不敢当，还有差距。与穆青、范敬宜、梁衡这些农业新闻领域的大家相比，无论在文化底蕴、理论建树还是新闻成就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会接过接力棒，努力传承下去。

　　著名报人、新闻学家梁衡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了名记者的四大标准：有名稿、资深、有理论修养、有学术专著。按照这一评判标准，蒋建科已经做到了，甚至超出了。这个自嘲长得像兵马俑的农家子弟，从一名农大学生到农业新闻专家，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冷板凳、二十年的坚持、二十年的无私奉献……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与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策划、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

 背景介绍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成立于1971年，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于1984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CGIAR年度国际新闻奖是该组织的常设新闻奖，旨在奖励长期致力于农业科技新闻传播、并在帮助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新闻记者，申报材料一律为正式出版物。经过专家评审、CGIAR核准等一系列程序后，每年授予一名获奖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