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岗——中国大陆受众研究的奠基人

陈崇山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各行各业的人都力争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中国新闻界也很想通过新闻改革，积极改善传媒同受众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安岗认为，新闻理论研究必须同新闻实践紧密结合，既要“抢救”新闻史料，更要关注新闻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他在出访一些发达国家后，发现这些国家的传媒机构非常注重传播效果，重视受众调查，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但他们的调查方法可供我们借鉴。

有一天，安岗所长问我：“你看把读者研究作为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怎么样？”我说：“那当然好。抓住了读者就是抓住了办好报纸的根本。”他说：“那就创立一个读者研究会吧！”当时我刚到新闻所不久，生怕成立组织机构行政事务过多，会影响科研工作，因此建议在北京新闻学会下面成立几个有关读者的研究小组，而不成立读者研究会。安岗所长说：“可以。”在新闻学会秘书长钱辛波同志的支持下，我联络首都新闻机构中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先后成立了群众来信学术研究小组、通讯员刊物学术研究小组、新闻经济学研究小组（主要由经理们研究改进报纸的发行工作）和读者调查组。

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首都新闻学会）举行首次读者研究学术研讨会，安岗所长（兼任北京新闻学会副会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①的著名演讲。安岗说：

“我们办报纸，是办给谁看的?人们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读者。报纸服务的直接对象，是自己的广大读者。报纸发挥舆论和宣传作用，是通过读者看报，并向别人讲说其内容，把党的声音、人民的意见和经验，带到全国各个角落去的。办党报，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这就是报纸的党性。方向问题不是抽象的。解决了方向问题以后，就要有一系列的编辑、采访等业务活动跟上去。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目的，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为读者服务，并提高读者。要是我们心中没有读者，我们的报纸必然办不好。一篇报道写坏了，一张照片模糊了，都要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责问。我们编报一定要反映读者的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和切身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反映他们的呼声和情绪。心中没有读者的编辑、记者，肯定完成不好党交给的宣传任务。读者是我们报纸的直接服务对象，研究读者，就是要解决我们怎样为读者服务得更好的问题。这无论是在新闻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第一等的大事情。

“中国的报纸都是社会主义报纸。目前报纸总发行量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最高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报纸的种类也多了。我国的读者和报纸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一样，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而是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如果报纸办得好，读者就把报纸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报纸也把广大读者看作是自己的服务对象，所以我们不发生“读者危机”。但是，我们确实有研究读者问题的必要。我们要改变吃大锅饭、搞党八股的那一套官办的毛病。要研究如何更好地使整个编辑工作、发行工作、经营管理工作都为自己的读者服务，从多方面满足他们的需要。读者对象的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新闻学，最好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我们不要把新闻学这门最生动活泼的科学变成最枯燥乏味的几条公式。我们不要抽象地讲报纸的党性。我认为报纸党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表现在正确处理同读者的关系上。我们要为读者服务，同时要从中引导和提高他们。读者问题是无产阶级新闻学中党性最强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放在第一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章就应当写读者。

“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各报不同的特点来研究读者。比如，现在有专门的青少年研究所来研究青少年问题，那么，对青年读者的研究也应跟上来。报纸的青年读者是青年中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中国青年报》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行100多万份，现在增加到310万份，这个数字大概是世界纪录。美国就没有以正确引导青年健康成长为主要目的的报纸。美国的一些青年杂志是充满色情，教唆青年腐化堕落和享受的。这些杂志中最坏的几种都不敢公开摆出来卖，懂行的买主要问报贩：“有好东西没有?”什么“好东西”?就是那些污秽、下流的东西，而且卖得很贵。要是在我们这里，就构成犯罪行为了。当然，我不是一概否定美国的青年杂志，我更不想否定美国的青年。我看到许许多多真正好的青年。他们中间很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的毒害中逆流而进，自我奋斗。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是不能相比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使我们拥有最大的政治的、思想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的青年读者研究不够，没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新闻制度的优越性。这方面不研究透、干得好，我们就放弃了自己争夺青年的社会主义阵地。《工人日报》“文化大革命”前发行仅四五十万份，现在增加到180万份。工人读者也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在城市办报，应该好好研究工人读者。现在许多工厂里有80％是青年工人。老工人的作用要很好地发挥。我们要给工人以思想武器。工人的要求是什么?工人的意见、情绪、兴趣怎样反映在报纸上?青年工人的要求同老工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研究这个差别，分别地加以解决。光明日报的发行量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前也增加了两倍多。对知识分子读者，我们也要好好研究。过去没有全国性的农民报，现在创办了中国农民报，发行量增加得很快。还有《中国财贸报》（按是《经济日报》的前身）、《市场报》等等，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了财贸战线上的新读者，有了消费者的读者。我们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少年儿童读者。《中国少年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拥有1100万订户。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大国，这是我们的国情。我们办报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根据读者对象的各种差别去为他们服务，从而提高自己读者的水平。我们的好条件就是有一个大的、越来越大的读者层。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下功夫去研究他们，要灵敏地反映读者的变化。要搞点准确的统计。我们在报纸读者问题上要做系统的研究，搞出点学问来。同样地，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同报纸的读者一样，也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