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的，但当时报纸没有发表，把信转回县里去了。这位社员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把信交给记者站。等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当地党委已经认为应该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了。但从这位社员来说，为了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政策，他要求跟报纸合作，需要得到党报的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政策上是有争论的，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党报就要旗帜鲜明地为读者的正确意见撑腰，为他们提供斗争的武器和阵地，支持人民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进行的斗争。

“报纸的每一位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想到他的问题需要经过报纸来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读者已经不是一般的读者，他实际上是个政治家，是个社会活动家了。因为他已经懂得运用新闻手段诉诸舆论来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斗争，以求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因此，我们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怎样让读者在报纸上就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切身问题进行讨论，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报纸的重要特征。我们是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报纸的主人，读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舆论的主流。我们要特别注意重视那些跟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的来信，也要很好地研究那些意见不一致的来信。即使是提出错误意见的来信，也不要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要分析；对错误的意见，也要有一个充分说服的过程。

“报纸是要教育人的，但也确实需要从读者那里吸取政治营养，受到教育。我们虽然天天编报，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得怎么样，感受并不一定比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深。从读者来信中，却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实践上，对这个问题提出论证。

目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是读者来信版，这大概是各报共同的看法。就连那些资产阶级记者都不能否定这一点。打开任何一张资产阶级报纸，都不可能有我们这样质量高、内容丰富、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读者来信版。美国《纽约时报》有时也在头版头条登读者来信，却没有人称赞它。因为它不像我们报纸那样解决人民群众感到最迫切的问题。这跟社会制度有关。我们的报纸要把人民迫切关心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生活上的需要都反映出来，形成舆论的力量。可以说，我们报纸的读者来信版内容是最丰富的，形式也是最活泼的，充满人民的声音，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的记者出去，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有人说他那里有什么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问能否在报纸上登一封读者来信?因为登一封信，比找公社、县委解决问题的力量大得多。我们要很好研究产生读者来信的社会原因和来信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影响；研究写信人的动机，为什么要给报纸写信?最近我访问了一位写信人，问他为什么要给报纸写信?他说，为了房子问题，我向各个庙都烧了香，解决不了，无计可施，就想起了报社。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是想通过一封信，解决一大片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些信是怎么写出来的，要做政治的分析和心理的分析。有些人给报纸写信是担着风险的。他总要想：要是把自己的名字登出来而问题又解决不了怎么办?遭到打击报复怎么办?我国的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如果有人对写信人施行打击报复，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目前我们对于读者来信的精确度是否可以放宽些?如果要求每一件事从头到尾连细节都要完全准确，那只能扼杀读者的声音。

“在报纸编辑部的队伍里，报纸群众工作的队伍是跟读者联系最密切，反映读者思想最灵敏，最活跃的队伍。粉碎‘四人帮’以来，报纸群众工作部的同志与各部门做信访工作的同志互相配合，做了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工作，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来信，密切了报纸和读者的关系，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胡耀邦同志在1978年8月间就曾热情地称赞过从事信访工作的同志们。他说：‘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做报纸群众工作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处理读者来信的同志，是值得党和人民的尊敬的。但是，目前有一种与此不协调的现象，就是群众工作在一些报纸编辑部里的地位不高，一般排到第四位、第五位，甚至更后些；总编辑很少有时间亲自过问读者来信来访工作；编委会听取汇报时，往往把群工部排在最后，没有时间就不听了；报纸群众工作中以及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们遇到许多具体困难得不到解决；要从别的部调个干部到群工部工作也很困难。我们要从理论上，实践上，从报纸工作本身的规律出发，系统地论证读者、读者来信以及整个报纸群众工作在新闻领域里的作用、价值和力量。一个党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读者，没有读者的声音，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党报了。新闻机构应把读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对我们的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研究得越深越透，我们的新闻工作的党性就会越强，报纸就会办得越出色。”

① “研究我们的读者”，修改充实后改为“研究读者是一门学问”，被收入2007年出版的《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卷》第1页）。

 

安岗所长的这篇演讲，把“读者”（听众、观众）从接受传媒灌输的对象，提高到接受传媒服务的主体，确立了“读者”（听众、观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研究读者就是要解决我们怎样为读者服务得更好的问题。这无论是在新闻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第一等的大事情。”还谈到“读者问题是无产阶级新闻学中党性最强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放在第一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章就应当写读者。”对于如何开展读者研究，安岗所长也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范围和具体方法。从而为我国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大都是报社群众工作部负责读者来信来访的同志，大家深受安岗所长演讲的鼓舞，当场决定成立北京新闻学会读者来信学术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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