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选《工人日报》群工部主任孙惠卿任组长，《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聂眉初和《健康报》群工部主任吴健任副组长，决定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见报的读者来信中挑选出最有社会影响的来信，分析研究来信者的写信动机、社会背景及社会影响，于1985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心底的呼声——首都新闻单位来信选》，并于1989年2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新闻受众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研究受众的学术著作。

当时，我是所里派给安岗所长的助手，帮他整理书稿和文章。我以最快速度整理好他的演讲稿后请他过目，并建议将这篇文章在《新闻战线》杂志上发表，他同意了。我便兴冲冲地把文章送到了《新闻战线》编辑部。可是当天下午，安岗所长来电话要我把文章拿回来。我对他说：“您这次演讲很成功，给群工部的同志莫大的鼓舞，如果能在《新闻战线》上发表，必定会推动全国的新闻机构都来重视群众工作。”然而他坚持要我立即去拿回来。我只好照办。

但我心里总犯嘀咕，心想从来没有人把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如此高度，也从来没有人对读者研究有如此周全的设想，为什么不能尽快公开发表呢？安岗所长是否过于谨慎呢？于是，我自作主张把文章悄悄送给了《光明日报通讯》。没想到这份内部刊物同国内许多传媒之间有交换关系，于是这篇文章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作出决定：把这篇文章复印后发给编辑记者人手一份，以增强办报人的读者意识。我把反馈信息向安岗所长汇报后，他很高兴，才让我把文章送《新闻战线》编辑部，因此这篇文章公开面世已经是1981年8月了。

新闻所随即将受众研究列为所重点研究课题。这个课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安岗所长给我两点指示：一是不要孤军奋战，要搞“五湖四海”，团结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做；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新闻所每次组织调查，都要给首都各新闻单位发通知，欢迎他们参加，但不要勉强。我领会安岗所长的战略方针是采取由小到大，用滚雪球的方法，逐步扩大受众研究的队伍，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1982年4月9日，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成立了，由我任组长，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部副部长张焕章任副组长，成员有：人民日报的李长群、工人日报的司秀英、北京广播学院的宋小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研究生孟小平和曹焕荣共7人。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调查组，来自中央党报、中央团报、总工会机关报，还有新闻传播专业高校和社科院新闻所，参加单位均具有权威性。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做准备时，告状的人出现了。一天，安岗所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打电话告你们的状，让我给挡回去了!”原来有人问安岗所长：“你们新闻研究所有人要搞资产阶级民意调查，您当所长的知道吗？”安岗所长回答说：“知道。你们可以用你们的办法研究读者，新闻所可以用他们的办法研究读者，我们可以试验用各种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要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就先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给我们带来的苦头，难道还没有吃够吗？”我想，当时如果没有像安岗所长这样资深的新闻教育家、著名的新闻记者给我们遮风挡雨，我们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将付诸东流。

但他也提醒我们要谨慎从事，决不能出纰漏。安岗所长的谨慎事出有因：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就是因为1956年在南京新华日报社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五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的欢迎。”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遭到严厉批判。这位著名的新闻教育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遭受非人待遇22年，身心俱损。

在极左路线肆虐的1957年，国际通用的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也被批判为“虚伪的盖洛普资产阶级民意测验”而遭否定。因此，要想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调查研究受众，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有一天，我们在一本社会学的书上找到了行动的根据，原来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1866年，就亲自编制了包括11个大项的《普遍的劳动统计大纲》。1880年，他根据法国工人生活状况亲自拟定的《工人调查表》，提出过100个问题，其中45%是研究工人的劳动条件的，35%是研究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的，还有20%是研究工人组织和合作组织的。而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则是他运用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的典范，连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马克思是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我立即向安岗所长汇报，他要求我们抓紧进行。

1982年8月调查结束，9月写出调查报告。正值党的十二大召开。我突然接到安岗所长的电话，嘱咐我在他出访回国之前，北京调查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泄漏，否则追查你的责任。”我疑惑不解，我们忙碌了大半年，调查成果不面世，怎能产生社会影响？

调查报告在柜子里锁了2个多月，年关快到了，我去找安岗所长，对他说：“我欠了北京市统计中心1000元统计费，您不让我把调查报告拿出去，我怎么向参加单位要钱呀!”安岗所长把调查报告拿去反复审阅，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敢放行。

我拿着调查报告的打印稿拜访首都的传媒，没有一家敢发表。于是我写了个新闻稿交给研究生王幸村，请他翻译成英文后交《中国日报》。同一篇稿子还交给了我所方蒙同志，请他转交他夫人刘诚，当时她是香港《文汇报》的驻京记者。

1983年1月29日，《中国日报》国内版头条位置发表消息，标题是“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  读者相信报纸”。1月31日香港《文汇报》发消息：“北京采用电脑首次民意测验  八成认为中国报纸可信”。美联社和新华社新闻稿英文版第二天都转发了消息，但新华社对国内发布的新闻稿中文版，却只字未提。当时《中国日报》的关在汉同志正在国外访问，许多美国新闻界的朋友对他说“中国的报纸真了不起，有这么多读者相信，美国公众相信报纸的不超过30%。”新闻的“出口转内销”是新闻封锁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国内受众的大不敬，我选择这一途径，实属无奈。

1983年6月15日，安岗所长主持召开北京新闻学会读者调查学术研讨会。副所长钱辛波介绍了新闻所发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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