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调查的目的是“使新闻改革能够有的放矢地改，扎扎实实地改。”安岗所长强调北京调查“是一桩新的事业。新的事业需要扶持，需要鼓励，需要领导。”《工人日报》副总编胡甫臣引用调查报告中的数据说：“工人虽然认为‘敢于替工人说话’是我们报纸最大的优点，却又批评我们‘为工人说话不够’是最大的缺点，这说明群众多么迫切需要报纸为他们说话啊!这不是一般的意见，这是时代的呼声。”《中国青年报》副总编李海燕说北京调查帮助他们系统、概括、准确地了解了自己的读者，明确了几个长期有争议或不甚明了的问题，“使我们报纸受益非浅”。《新闻学会通讯》的主编钱辛波同志和责任编辑何光先同志决定出版专集刊登全部调查报告和讨论会发言，印了1万份。并在《中国新闻年鉴》设立“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专栏（当时还没有“受众”一词），刊登全部调查报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同志著文盛赞北京调查“是在新闻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举”，特地向新闻单位负责同志推荐1983年北京《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合辑刊登的胡甫臣副总编和李海燕副总编的文章。

7月7日，我同研究生曹焕荣拜访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和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同志。秦川同志以后在中宣部的一次讨论1983年宣传工作的会上，谈了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人民日报》读者调查的结果，说读者调查是改进报纸工作的好办法。尤其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读的人这么多，说明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国家大事是关心的。这确实反映了人民和领导关系的政治动向，反映了一种极好的政治情绪。邓力群、郁文等同志对调查结果很感兴趣，不时地插话。以后，郁文同志把安岗所长和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同志找去，说他把这个调查报告专辑（指《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从头到尾都看了。安岗所长问：“恐怕那么多表格没有看吧？!” 郁文同志说也都看了。说明他对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重视。郁文同志对他们说：“要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就要从调查研究着手。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采用比较科学的调查方法，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传统的典型调查结合起来，这很好。”他希望首都新闻界开个会，大家谈谈体会。给中央写个报告，请中央领导同志看一看。如果大家都认为可行的话，今后我们可以开展宣传战线各方面问题的调查。

北京调查不仅帮助新闻界了解了自己的服务对象，明确了新闻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实际效果，而且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的认可，总算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安岗所长在《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的代前言中评价道：“这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如今，受众调研已成为新闻传播界的工作常态，北京调查也被业界公认为是中国大陆受众研究的里程碑。而率领我们突破禁区开拓创新受众研究领域的领路人，就是著名的新闻人——安岗。（2008.6.21）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