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食古不化，他必然会把炽热的目光投向当代、思考现实。”历史与现实之间，无论从时间、空间上来说都是不可分的。

　　时间：盛夏。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宜园。这个约30平方米的书房没有空调——四面墙全是书架，直达屋顶，书桌前的立式风扇不停地转动……伏案工作的方汉奇教授停下手头的工作，接受了作为学生之一的我的采访。

　　回顾：“新闻从业者当有历史使命感”

　　记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历史真的是“可理解、有意义的昨天”，那么您看，新闻史可以提供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方：新闻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例如对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那一段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就有所不足。举例来说，那一段时期的国民党的报刊，在抵抗外侮、宣传抗日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那一段时期的中间力量的报刊，在抗日问题上也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立场，它们大多坚持抗战，只是在抗战时机的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如《大公报》的几个负责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是知日派，而从来不是亲日派，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策略上的考虑，但是一旦抗战爆发了，就都义无反顾，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那段历史，过去的评述有些偏颇。应当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在新闻史的研究上，前次受“左”的影响，对中间力量的报刊、国民党的报刊，曾经采取过全盘否定的做法。这是不对的，应该对他们的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在新闻史的研究和叙述上，树立革命报刊发展历史的主线，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在旧中国时期的新闻史著作中，这条主线被严重地忽略和抹黑了，把这条主线明晰起来，恢复它的历史原貌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强调这条主线，把它以外的中间力量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也全盘否定掉，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总的看，以往的偏颇和不足，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更客观地研究历史，从中总结规律、寻求借鉴。

　　记者：戈公振说：“新闻业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其发达程度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闻事业都对中国社会的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呢，您对那一段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如何看待？

　　方：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看，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实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好的一段时期。共产党的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党的报刊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一时期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报业集团。以往的相当一段时期，对这段史事没有做出全面的介绍，或虽有介绍，但一笔带过，对我党报刊以外其他报刊的发展很少涉及。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段时期，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的那一段时期，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是压制、迫害新闻业最严重的时期。确实，这一段时期掌权的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有过迫害，其中以奉系军阀做的坏事最多。但当时的北洋政府，仍奉《临时约法》为圭臬，办报只需登记和报备、无须审批。仅这一点就给办报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不少党的报刊和进步报刊就是这么办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革命和进步的报刊有诸多限制，但限制的宽严程度，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仍然给左翼报刊、进步报刊、中间报刊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没有这个空间，怎么会有范长江呢？怎么会有《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系列通讯作品呢？要知道它们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的。韬奋的办报活动也基本是在白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过去对这一段时期新闻史的研究不够实事求是，也不够辩证，给我们今天的新闻史工作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也涌现了不少新研究成果。

　　记者：从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当下出发，回顾中国近现代的民族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您认为哪些方面值得借鉴？

　　方：上个世纪上半叶，我们的民族新闻事业以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为使命，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这方面，历史给今天的新闻从业者提出了很好的借鉴。比如，《晨报》《申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世界日报》，它们的办报活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局限和不足，但也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新闻史人物中，除邹韬奋、范长江等已有定评的一些名家外，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等著名报人，和曾经参与过办报活动的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也都值得研究。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做出辩证的分析，肯定值得肯定的东西、指出他们的局限和不足。这样，对我们今天来说，就可以得到历史的借鉴。

　　记者：您以前曾多次提到旧中国的“文人论政”，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您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方：在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是一个历史现象，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始，不少报纸都以此为标榜，其中最著名的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所谓的“文人论政”，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报刊言论当中，力图以他们的言论抒写他们的政治主张，呼吁救亡，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应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在旧中国，多数情况下，其作用也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所谓的“文人”，是要区分为不同的阶级的，他们所论的“政”，必然要受他们所代表的一定的阶级的影响，认识上有正确，也会有谬误和局限，应该给他们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宜简单地全盘否定。不做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不对的。前不久，在《大公报》106周年的庆典上，现任《大公报》社长的王国华在总结该报光荣历史的时侯，就肯定了该报历史上的“文人论政”的作用，这是对的。

　　思考：“目前是新闻业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

　　记者：从新闻事业发展阶段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