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师永刚都是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对师永刚的“底子”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在军区文化部当干事，他托人给我寄来了一卷他写的诗。字丑不说，而且错别字每页不少于三个。

    但你不能用错别字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我跳过那些错别字，认真地读了他的诗。说心里话，他那些新鲜独特的诗句，多次打动了我。从那时起，他的诗陆续发表了，一个叫师永刚的诗人开始了他文学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师永刚初中时学习非常差，所有功课包括语文在内都不及格，甚至被学校以影响升学率为由劝退。当时教导处的人，拿着多门功课的成绩单对他说，你这样的学生还上什么学呀！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很愧疚。那时师永刚常到我家来玩，而我也常拿他的病句和错别字开玩笑，但师永刚就是师永刚，有了教导处老师那么极端的羞辱垫底，他还在乎谁对他的冷嘲热讽呢？

    其实，如果师永刚后来不转业，现在最少应该是一位专业作家。那年放假，他突然对南方某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产生了兴趣。他立即写信应聘，结果，他被录用了。试用期间，他为该报策划特刊，深得赏识。

    之后不久，他被借调参与央视直播澳门回归的报道，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在澳门待了两个多月，作为撰稿，我们的关键词始终是国家、民族、未来、世界，它逼着人往大处思考，把我的思维空间撑大了、撑开了，真有出窍的感觉。”

    一次，在澳门的大街上散步，他发现了《凤凰周刊》，买几本研究后，他的脑子发热了，连夜给当时的副主编邓康延写信说：我发现贵刊有十大缺陷。然后一一列出并举证。最后，又大言不惭地说：而能弥补这十大缺陷的唯一人选——就是我。

    不用说，他打动了邓康延。当时部队裁军50万，他主动提出转业，一个华丽转身——他成了《凤凰周刊》的一名编辑，他推开了这扇通往未来的门。

    初来乍到，上班的第一个月，师永刚说：“任何一个小青年都有资格看不起我，因为我是从落后的西北来的。西北有什么新观念能给深圳特区提供呢？”但是两个月后，大家对他非常客气了；三个月后呢？他已然成了编辑部主任。当时的月薪只有三千元，仅是深圳一个普通马仔的工资额，但是他更在意的是这份他想干的工作。

    按照他的思路，他一点一点，像一铲一铲地往坑里填土，他在弥补这本周刊的不足，并且成效显著。这不，他离开部队刚八年，却已经在《凤凰周刊》当了五年执行主编啦。

    可师永刚还是喜欢折腾，他总是能在干完一件事后，又发现新的可干之事。他对我说：“当了主编后我发现，主编也不是我要干的事儿。而我要干什么事儿呢？”

    最近几年里，他策划出版了《雷锋》、《切．格瓦拉语录》、《红军》、《宋庆龄画传》、《邓丽君画传》等等。每本发行量都是数十万，并且都能引领时尚，影响青年。

    前不久相聚，他自驾了一辆大三菱赶来。问起他在干什么，他说：“太累了，事儿忙不完呐！”周围有几位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研究生、博士生听永刚这么一说，眼都睁圆了。

    他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说：“金庸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做的，都说人家写武侠，看看人家的散文吧，那才是国学大师哩！”

    他洋洋得意地对大家说：“我用100万买下莱温斯基《我的爱情》的出版权，比克林顿《我的生活》推出的还早。”

    他又一脸神圣地对大家说：“国学乃中华文化之根，文化的寻根并不是抽象的，关键要找人，大陆的人都浮在上面，那么好，我找大陆不熟悉的，就找到了《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这样的事儿，全国有那么多出版社，却鲜见去干，他一个人干了这么多事，能不让人眼羡吗？更何况，这些书和这些书中的人物，哪一个也不是他熟悉的，甚至是他跳起来也够不着的，然而他跳了，够了，竟然够着了——这是不是奇迹？

    师永刚根本不认为是什么奇迹，他对我说：“我现在又想去干一件事了。”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一年后你看吧。”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结婚那年，师永刚送给我的印有鸳鸯与莲花的大红大绿的被面。我夫人笑着说：“太土啦，谁还用这样的被面啊！”师永刚傻兮兮地说：“嫂子，这多美啊！”

    一年后，师永刚又会拿出什么“美丽”的活儿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