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在珠峰呆了一个月后回到拉萨的我，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但大地震发生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得去现场！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

　　经批准，5月13日，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在出发之前，台里的领导并没有提出宣传禁令和报道上的限制。那个时候，灾区通信中断，我们和后方的沟通也不是很理想。更多时候，我是按照记者的职业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我的原则是，一要尽快报道，二不能妨碍救援。我们不能采访刚救出来的人员，不能去手术室采访，不能对孩子问地震时的感受，对成年人的采访不能追问，总之是不能给灾区人民造成心理的负担。

　　对于过于惨痛的现场画面我们镜头也会回避。这就好比，如果我的孩子在现场，我会让他转过身去，不要看那些惨痛的场景。这些画面可能会抓人眼球，但是我们并没有征得遇难者家属的同意，同时也会刺伤观众的心灵。我们会用数字和文字来描述灾情的严重，告诉观众真相。

　　帮助外面的人搞清灾区的情况是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责任。太多太多灾区的情况，抢险救灾的人要知道，受灾的群众要知道，党中央要知道。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

　　交通断了，通讯断了，余震不断。尽管做了心理准备，灾难还是击碎了我的想象。要快，要让外面尽快了解灾区的情况。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雨中发回了我在灾区的第一条报道。

　　5月14日，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有七八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临着岷江的悬崖。工作人员上得去，但是站不开。这条报道，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见了，人们焦急的心情也冷静下来，开始积极地帮着出主意，怎样才能使修路的进展快一些。

　　灾区的人民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在废墟上没有比把人活着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日，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我想虽然压在废墟下的人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但电视机前有无数的人关心着她注视着她。我想让他们看到：坚持，奋斗，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重生！我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几个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外面的人不抛弃，里面的人不放弃！救人的是英雄，被救的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一线记者要传递的精神——以人为本。

　　在灾区可能有数千名记者，中央电视台先后有数百名记者前往一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大灾难中，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我觉得媒体这次对汶川地震公开透明的报道，最大的作用就是鼓舞了人心。我到达现场的第一感觉就是被震住了。没人能想到灾情会如此严重，我们要尽快让大家知道。而在救援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人的勇气，为救助被困者人们的努力，以及许许多多人性中本能的善良，都通过媒体报道传递出去，增强了大家的信心，也鼓舞了人心。

　　和32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我觉得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态度并无改变，改变的是执政者对待灾难的态度。唐山地震时，对待灾难的态度是“人定胜天”，并不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带来的灾难，我们也拒绝了所有国际援助。汶川地震时，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变得更为承认现实，用更科学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灾害，也更加尊重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