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者生涯里，从一名农民业余通讯员到主任记者、山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新闻三十年·追忆与思考”征文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结，情不自禁地做了个盘点，有些感悟，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感悟之一：“渐入佳境须奋力”，但“奋力”不是暗夜孤独的苦斗，不是歧路亡羊的浮躁。“奋力”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专一，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

    专一与执著，主要体现为爱、学、勤。

    爱即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我对新闻事业的钟情与热爱，起因很偶然：高中毕业那年秋天，生产队长要我写稿表扬队里的“扶犁手”。我观察了几天，“憋”出一篇表扬稿，登在黑板报上。“扶犁手”很高兴，不仅干劲倍增，还主动撤回了向集体要鞋袜、要雨衣的申请。一个冬天，他把好几百亩地耕起来，还把耕地复收的地瓜切晒成瓜干，全部交给了集体。我由此看到了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而渐渐入迷。很快在全区乃至全市业余新闻报道队伍中脱颖而出，于1984年8月应聘成为农民身份的广播记者，由此迈进了专业新闻工作的圣殿!

    学即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

    对新闻事业的钟情与热爱只是一个起点。随之而来的，是解决“怎样写”的问题。于是，我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完成了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使写作功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1982年发表的长篇通讯《女支书勇刹毁林风》，采访时，20多件事例，件件都很感人。写出来，却是长长的“流水账”。借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著名通讯运用不同类型的典型事例突出主题的“轮辐向心”结构法(这是我总结的称谓)，我精心筛选了“挺直腰板碰硬的”、“散亲也不毁规矩”、“力排众议罚弟弟”三个典型事例，从对别人、对亲戚和对家人三个侧面，刻画了主人公的铁面无私，获得了成功。

    勤即勤奋，勤能补拙。

    充分调动感觉器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倾听人们的街谈巷议，这叫“捕风捉影”；把捕捉到的信息认真分析思考，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再靠腿勤、口勤，深人采访、核实、发现与发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再经分析思考，提炼主题，选择角度，谋篇布局，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就是手勤了。手勤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改造制作，力求材料与主题、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锤字炼句，“唯陈言务去”。这样才能写出精品来。

    要做到“勤”，还必须保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精神状态，自觉当好“24小时记者”。为了写系列通讯《大北洛精神文明记事》，我寒冬腊月在这个村住了一个星期；为了写《“顾大胆”商品生产兴衰记》，我和农民顾克诚一起在他的果园里劳动谈心；为了及时报道京杭运河1988年“7·24”沉船事故，我跟踪采访通宵达旦；为了把握1993年“8·5”抗洪抢险宣传报道的深度，在自家惨遭水泡之际，我毅然冲进大雨，加入抗洪行列，直到深夜方归；全区三十多个村，村村都有我的足迹。1989年我荣获山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全省87位，我是来自最基层的记者。

    感悟之二：“渐入佳境须奋力”，但“奋力”不是为了“云端回首”的瞬间快感，不是为了“锋芒毕露”的自我显现。“奋力”是正视责任、履行使命的“义无返顾”，是无私无畏、扶正祛邪的“凛然正义”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讲真实、讲真话、讲真理，是其优良传统。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扶正祛邪是其使命。因此，肩负这一使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魄。

    1975年夏，我所在的生产队兴师动众大搞形式主义的“金镶边”工程，在田间管理大检查中夺得了“流动红旗”。群众气愤地骂这是“踢饭碗的买卖”。骂声中，我看到了社情民意，写了一篇批评形式主义的评论。稿子在新闻媒体刊播后，领导上对形式主义之风给予了批评，对检查评比结果进行了纠正，群众也起来自觉抵制形式主义，从而减少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从那时起，我看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并坚定了讲真实、讲真话、讲真理和扶正祛邪的信念。于是又有了那篇曾产生强烈反响的《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

    1980年秋，我们村撤换护林员引起了风波——护林员庞清允老汉因“不负责任”被撤换，庞清允本人不服，找到村干部叫屈。经过了解，原来庞清允护林铁面无私，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报复。本该为其撑腰壮胆的干部们却不敢得罪人，助长了毁林者的嚣张气焰。庞清允深怕再遭报复，面对毁林者便欲管不敢、欲罢不忍，由此落下个“不负责任”之名。面对这一事件，我意识到，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不仅伤了庞清允老汉的心，也伤了所有热爱集体、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人的心；庞清允老汉的“不负责任”是干部们的“不负责任”直接造成的。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励下，我谢绝了好心人的劝阻，顶着压力采写了《他为什么“不负责任”》、《庞清允老汉的伤心事》和《干部一定要敢于扶正祛邪》等报道和评论，分别在农民日报、山东电台等十多家媒体刊播，农民日报加了“编后话”，山东电台还编发了几组“听众来信”，对“干部一定要扶正祛邪”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自1984年从事专业新闻工作以来，我先后有近百件批评性报道在各级媒体刊发，均收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如1988年教师节前夕采写的《打伤教师岂能逍遥法外》，采访时，有关单位纷纷以种种理由推诿，还有人正告我“别捅娄子”。然而，打人者的有恃无恐、被打者的哀告无门和有关部门的推诿放纵，让我岂敢“少说为佳”?

    回顾这些经历，说起来轻松，可在当时，压力相当沉重：领导责备，被批评者发难，亲友们埋怨，自己吃亏。所有这些，都抵不上扶正祛邪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重要。因为一来我自信无错；二来看到的是有错必纠的效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