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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1919~)
2008-11-13 04:01:26  作者:  来源:新闻人档案馆  文字大小:【】【】【
  •   黄裳(1919~  ) 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 民国35年(194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进《文汇报》,任驻重庆、北平特派员,记者、编辑、编委等职、编辑过文教新闻版和副刊《浮世 ...

黄裳(1919~  )

        
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

民国35年(194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进《文汇报》,任驻重庆、北平特派员,记者、编辑、编委等职、编辑过文教新闻版和副刊《浮世绘》。1949年上海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6年返回文汇报社任编委。著有《锦帆集》、《关于美国兵》、《晚春的行旅》、《惊弦集》、《金陵五记》、《花步集》、《过去的足迹》、《黄裳文集》等,还翻译了《猎人日记》、《平凡的故事》等。1989年经上海市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定为高级记者。

  黄裳(1919—),原名容鼎昌,回族;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1919年6月15 日出生,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3年至1946年间,黄裳先后就读校园、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重庆、昆明、印度等地。1945年至1956年就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1951年至1956年上海电影系统创作所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
  黄裳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的人,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旧戏新谈》、《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黄裳论剧杂文》、《黄裳书话》、《来燕榭读书记》、《来燕榭书跋》、《西厢记与白蛇传》、《玉簪记》、《榆下杂说》、《笔祸史谈丛》、《彩色的花雨》、《清代版刻一隅》、《一市秋茶》、《书之归去来》、《秦淮拾梦记》、《掌上的烟云》、《小楼春雨》、《来燕榭书札》、《河里子集》、《珠还集》、《新北京》、《惊弦集》、《负暄录》、《花步集》、《白门秋柳》、《梦雨斋读书记》、《海上乱弹》、《前尘梦影新录》、《音尘集》、《金陵五记》、《小楼春雨、《南京情调》、《黄裳·南京》和《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等。
  《过去的足迹》曾获1989年中国作协散文杂文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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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家”黄裳

天津日报

  上海书店新出《爱黄裳》一书,我颇爱读。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黄裳先生的粉丝。当然也因为陈子善先生编得好,似乎谈论黄裳的重要文章一览而无余。凡有喜读黄裳文章者,大可备一册在手,翻读一番,可以陶然。其他的研究性文章先不论,他的一些已届高龄的老友们之回忆及评讲,实为难得。
 
    比如,黄裳本名容鼎昌,为什么取“黄裳”为笔名,我就一直闹不清。前些年读到钱钟书在致黄裳的信里戏作一联语云:“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知《痴婆子》是一古籍名,而甜姐儿则是大名鼎鼎的演员黄宗英当年的外号。这是老友之间的玩笑。由此可知传言中说青年时代黄裳爱黄宗英而未敢吐其爱,该是真有的事。那么,这“黄裳”的“黄”字,该是对黄宗英的怀念吧。然而,他的同班同学,黄宗英之兄黄宗江回忆说,抗战时,他演戏,黄卖文,黄曾代黄宗江取一个艺名就是“黄裳”,而黄宗江未用,他就自己用成笔名了。这都是多么有趣的往事。

  我读了此书,就想到:为什么人才都是像葡萄那样一嘟噜一嘟噜地生在一起,或像蘑菇一样一团儿一团儿地长在一起。比如黄裳在南开中学的同学里,黄宗江是戏剧家,周汝昌是《红楼梦》专家,还有孙道临是名演员。其他还有哪些,我一时说不准。而这些同学们,又不是我们现在随口送人的这“家”那“家”,而是真正的,可著于史的真正的“家”。当然这还可以用南开中学的校风好,师资好,环境好来解释。但是,回忆到1946年至1947年,大画家黄永玉说:“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这3个人,当时黄是高级职员,富裕一些,而黄永玉和汪曾祺都是中学教师,穷。他们3个人是如何成为密友的,不大清楚。徐雁文章的注里说,汪遇黄于巴金家里,乃定交,一起逛旧书铺。黄永玉与汪曾祺的关系较好猜想,前者是沈从文的表侄,后者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可能得以相识。但怎么与黄裳遇到一起,亲密如此,则未考出。不管怎么说吧,在那时,其实3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真的,现在我很相信这一点。周汝昌一见黄裳就有谈不完的《红楼》之学,黄裳一见汪曾祺就有谈不完的晚明趣事。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还是说黄裳。虽然有众家评说,虽然评说者大都是黄裳的知交或粉丝,虽然说了这样一大本,但是黄裳的成就还是远未说尽。尤其在古籍收藏方面,那是要有更专门的研究的。书里不少文章都说到那位唐老先生早年就认为黄裳是一位“文体家”的话题。不少老友说黄裳写新闻,写社论,写评论,写杂文,写散文,写论文,翻译,可说无体不工。精通各体,因此是“文体家”。也有人说,“文体家”是指他的个人风格鲜明,不可混同。何满子先生就以当年之文证其不同寻常。我更同意后一解。因为最早下此语者唐老先生是鲁迅研究大家。他当然熟知鲁迅1933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中说的,鲁迅同意别人称他为“文体家”,也就是Stylist。这个Stylist是带有风格学的意义的。不是文章体裁多样,而是风格特出卓异。能得此一称甚为不易。姜德明先生文章里说,“试问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多少人能担得起这样的称号”。信然,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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